熊秋红
  毕业二十年，读了政勋君所写《北大给了我们什么》一文，不说心潮澎湃，倒也涟漪阵阵、浮想联翩，以至于想“跟风”说点什么、写点什么了。北大之于政勋君，若母亲之于游子、情人之于使君，这种情怀非我能与之比拟也。在我所熟识的北大人中，政勋君可谓“北大情结”最深的一个，他无时无刻不做着“北大梦”，心心念念挂着“8415”，魂牵梦萦的结果是，年近不惑的他，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重返北大，当起了北大的“博士生”。如果不是时不我待，我估计他会留在未名湖边，每天诵着经史子集，和那湖、那塔、那岛、那柳溶在一起，构成一幅新的北大风景。定居唐都，年逾不惑，拖家带口，那梦只好永远留在未名湖边了。那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北大之于我们，往往是空间的距离愈远，心灵的距离愈近。毕业分配时，我几经周折，最后落户长沙，孤身一人，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高校任教，可以说，是北大四年的经历给了我从容面对生活中风霜雨雪的自信。三尺讲台，三度春秋，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是怕辱没了“北大毕业生”的声名。记得有一年元旦，室友怡昕寄来一张贺卡，上写：“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曾经共度黄金般的岁月，你会踏着春天的脚步归来吗？我期待着重逢的脚步声。”那时，我正在复习考研，一年后，我们相聚燕园，问起别后的经历，忆起大一时的约定，真是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毕业于北大，如果没有同窗学友的激励，或许我会在长沙“成家立业”，偏安一隅，自得其乐，焉能有今天在学术路上的苦苦求索？
   
  在法大硕博连读，离北大近了，反而不象以前那样对北大“情有独衷”，眼中比较和心中反思的成分渐增。60后的我们，求学北大时，正好是80年代，那时的北大是“精神象牙塔”，我们的脑海中只有国家民族大义，只有蔡元培、梁漱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冯友兰、季羡林……，再有就是从外国传入的罗素、萨特、尼采、叔本华、荣格……，那是一长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思想贡献的“伟人”或“大师”的名字，在我们的世界中，其实没有我们自己，因为那个“小我”被那个“大我”完全淹没了。毕业分配，走入社会，我们仿佛一捧尘沙被抛入茫茫大海，有些找不到停靠点，便沉寂下去了。社会这堵墙，砸碎了许多人的梦想。北大没有教会我们在中国社会生存的“技巧”，我们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幻梦中，只知魏晋，不知有汉，因此才有了初出校门时的跌跌撞撞。
   
  北大四年、法大五年，时间相若，感受迥异。北大是“天下英才”汇集之地，在北大，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最优秀”，至多只能说“各有所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课，我在那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砥砺，水涨船高，那种影响是无形的。在北大读书时，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北大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左右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选择与行动。有挚友说：“独特的眼光、宽阔的胸怀与内在的良知，是北大学生的基本要件”，我深以为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身居何地、身置何位，独立、自由、平等、批判、抗争，这些融入我们血液中的精神元素，让我们如此“与众不同”！
   
  与北大相比，法大少了些“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以及“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浪漫，多了些“步步为营”的平实与甘作“沧海一黍”的谦逊，因而拉近了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法大学生融入中国社会，比北大学生要容易得多，不会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更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由游弋、左奔右突。北大的老师，常常距学生千里之遥；法大的老师，则每每成为学生的忘年之交。步入社会后，北大学生倾向于各自为阵，一如往昔；而法大学生则较为注重横向联合，携手进步。两相比较，差异毕现，不好说孰优孰劣，但对于改变北大人“惟我独尊”的心态，汲取他人所长，应该不无裨益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北大、法大，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北大与法大，是我身处其中的北大与法大。
   
  博士毕业后，到了有“翰林院”之称的社科院工作。对于我心中的北大，又多了一个可比的对象。社科院沉稳、大气，以构建社会主流文化为己任，其风范明显有别于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北大。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有幸受清华法学院之邀，在明理楼度过了一年的兼职教师生活，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清华、感受清华。北大与清华，同列中国高校之首，但校风、学风各具特色，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领风骚，清华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比喻之于传统的北大、清华，很是贴切。不过，近些年来，清华朝着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迈进，着力吸纳人文社科方面的优秀人才，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北大恐怕难以等闲视之，在出思想、出大家方面，仍以“北大第一”沾沾自喜了。
   
  中国在变，社会在变，北大也在变；物质在变、观念在变，北大焉能不变？！今日之北大，与我们在读时的昔日北大，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很难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变。我看到，一向以崇尚真理、蔑视权威自傲的北大，在膜拜权力方面，与其他高校几无分别，在一些庆典活动中，以请到高官出席为荣，以毕业生中的高官人数自喜；我看到，一些北大的教师，其学术水准、敬业精神、诲人态度、职业操守在下降，学术讲堂日益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北大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在消失；我看到，一些北大的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求学生涯，在他们的身上，再也看不到理想主义的踪影……那还是我念兹在兹的北大吗？我还能将它视为“心灵的故乡”吗？
   
  在我心中，对“北大情结”的最大冲击，来自于前年秋冬对于耶鲁的访问。北大是中国名校，耶鲁是美国名校；东方的北大有100多年的历史，西方的耶鲁有300多年的历史；北大与许多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相连，耶鲁是美国现代政治人物的摇篮……两所学校在精神与气质上，似乎蕴含着某种相似之处。让我意外的是，在耶鲁，我仿佛拾回了一些关于北大的记忆：质疑一切，努力学习，独立思考，是耶鲁的教育理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我们不也把它作为北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在耶鲁的课堂上，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那不就是我们当年求学北大时的场景吗？渴求知识、尊重教授、尊重学术、热爱真理，耶鲁校园中洋溢着的勃勃生机、流淌着的清新气息，与昔日的北大并无二致，这一切，我们曾经那样熟悉、那样沉醉其中……
   
  “大学最重要的是通过自主、自由的学习，培育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有学者如是说，而北大正是以“自由、民主、独立、科学”为旗帜，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大学不仅是获得知识、增强技能、练达人情的场所，它更是提升人格、养育灵性的家园。曾几何时，北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丢了魂魄，开始媚俗，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中，令人担忧：如果没有“生源上的优势”这张华丽的皮囊，北大将凭什么资本雄踞全国高校之首呢？隐约记得，刚入北大时，系主任张国华教授自豪地宣称：“全国其他高校法律系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及北大法律系”，可是，现在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有胆量这样说吗？
   
  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今昔之间，沧桑巨变，如果我们一味地沉湎于昔日北大的辉煌，看不到今日北大的没落，是否会有些“白头宫女”的悲哀呢？06年央视记者在采访北大老校长丁石孙教授时，曾问他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北大的精神是否会丧失呢？”我下意识地认为，他会回答“当然不会”，没想到他的回答却是“一种精神能否传承，那要看后来者能否将其发扬光大。”（我已记不清原话，大意如此）应当说，这是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在各种赞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老校长让我看到了北大人的风骨，难怪百年校庆时，季羡林先生将他与蔡元培校长相提并论。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是丁石孙先生喜欢的一句佛语，哪怕所有荣誉、地位都失去，哪怕经历再多的变化和干扰，山还是那样，还在那里，这是丁先生对北大精神的一种注脚。我曾经的同事且为北大校友的夏勇教授在《忆陈老 念北大》一文中说：“北大人有骨头，有个性，但是，他们更善于学习，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权位、财富和良知这三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良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种表现。”他还说：“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备，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备。”
   
  夏勇教授的一席话或许对我们有警示意义。毕业二十年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北大人，但我们果真具备了北大精神并在漫长的、艰辛的、变化着的人生岁月中坚守了它吗？我们是否与今日的北大一样，在迷失、在沉沦，已经失去了拒绝蝇营狗苟、拒绝庸庸碌碌的勇气？在我们的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还在燃烧吗？它是否已被现实主义的大水所浇灭？我们还喜欢、还敢把“我们北大”时常挂在嘴边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痛苦与机遇、面对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个不相信眼泪的社会，我们的确需要变通，但是，人生在世，有些东西不能变、不该变，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非金钱、权力这些外在之物所能比拟和衡量。
   
  我们毕业于北大，应当清楚什么东西不能变、不该变。那蒙着岁月灰尘的群楼、那学子捧书的湖畔、那林木葱茏的小院，是母校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忆，北大的情调蕴含其中，值得我们终生回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 “清而不排它，高而见愈广”的季羡林，“甘作前薪燃后薪”的冯友兰，“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朱光潜，“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只唯实”的陈岱孙，这些燕园名师以及那些“无名有尊，无位有品”的北大人，向我们昭示着北大的格调，那是润洁我们心灵的琼浆、修正我们品格的坐标。
   
  北大的情调与格调，是一种永在的美。懵懂的青涩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春雨之润心；喧嚣的奋斗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清风之浴心；稳重的成熟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星辉之照心。我们是北大人，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北大的情调与格调，与我们形影相随。羡慕政勋君的“北大情结”，我们不妨也像他那样，继续做做“北大梦”，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丢了北大精神，不要丢了北大的情调与格调。
   
    
   
  2008年2月27日于京都紫东苑寓所

 

 

《瞭望》——中国大型时事政经新闻周刊。新华通讯社主办，1981年4月创刊。作为中国最早详尽报道国家高层决策信息的刊物，从创刊时“中南海纪事”专栏起步，便以传递来自中国高层的第一手独家新闻，引起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树立起她的权威地位。依托新华社驻国内外记者网络，形成了颇具优势的新闻采集能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及研究机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都十分支持《瞭望》的工作，许多负责人亲自指导报道选题、接受采访、撰写稿件。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